木斋文学

第九章 两条线索的急剧分化：中唐时期

                                      

 安史之乱所给予唐帝国以及整个封建社会的影响之深刻，使人不能只将它视为

一个政变事件。一个政变事件，或是平定叛乱之后，很快一切恢复正常，或是政变

者登上最高权利的宝座，改朝换代。而安史之乱，所给予唐王朝的震动，却直至它

的灭亡，或者说，是它间接地灭亡了唐王朝。因为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势头

更为凶猛，他们不奉朝命，甚至自称帝号，至朱全忠由宣武节度使而充诸道兵马副

元帅，杀唐僖宗与哀帝而自称皇帝，唐室便灭亡了。这强大的藩镇与弱小的中央之

间的矛盾现状，同皇帝与宦官专权之间的矛盾，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皇权与贵

戚之间的矛盾，以及整个统治阶层与下层人民之间的矛盾错综交织在一起，就灭亡

了一个极盛一时的大唐帝国。$

    还远不及此。安史之乱的爆发，还暴露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理论、

方针的不成熟。到底究竟如何治理国家，才能确保其统治的长治久安，这就是安史

之乱之后，给统治者以及士大夫们提出的课题。杜甫“诗史”的出现，正是从诗人

的角度，对这些课题的思索、观察与艺术的回答。杜之后，元结、顾况等紧承其后，

以诗歌表现民生的疾苦，成为杜、白之中介。至白居易则形成了这条线索的另一个

高峰。$$

   当然，还有着另一条线索，那就是诗僧皎然、司空图为代表的审美的一派， 他

们不考虑什么诗歌的教化作用，他们只将诗歌视为唯美的客体而思考。这两条线索，

到了中唐的时候，分道扬镳，急剧分化。

    以前，一个时代只有一个声音，譬如，先秦两汉是诗言志的时代，魏晋六朝是

诗缘情的时代，初唐、盛唐是对于齐梁文风反思和批判的时代，很难在一个时代里，

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听到两种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理论体系，让人感觉这可

能是两个世界、两个时代的声音。

    这就是中唐的魅力。这是一种近乎于近代的文学观念。

 

  第一节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未冠时，谒

顾况。顾况见其名，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待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生”，大惊，说：“有才如此，居易不难”，可知他青年时的才气。29岁举进士，

32岁为秘书省校书郎，直至44岁止，仕途较顺利，做过翰林学士、左拾遗。这个经

历与李、杜都不相同。故他的前期生活、以儒家兼济天下之志为主流。在朝中，他

论证猛锐，抨击时弊，写了大量“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讽谕诗，如《新乐府》

五十首和《秦中吟》等，使“权贵豪近者相目变色”，“执政者扼腕”，“握军要

者切齿”。所谓“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

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是其写照。$

    元和十年，发生了宰相被人刺死的事件。白居易上疏坚请捕捉刺客。权贵以他

越职言事为名，贬为江州司马。从此开始了他的后半期趋于消极的“世事如今口不

言”的生活。以后做过杭州、苏州刺史、知制诰、刑部侍郎等官。主要生活是远离

朝廷中央的“中隐”生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视为他一生的概

括。

    在诗史上，白居易的名字是与新乐府及新乐府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新

乐府，是一种自命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它由汉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

而发”，发展为曹操等人的借古题写时事，再变而为杜甫的“因事立题”、“即事

名篇”，经元结、顾况的中介，至白居易大力继承和倡导，加上元稹等一批诗人的

积极参予，就形成了一个诗歌运动。$

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白居易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建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理论：$

 

    首先，他认为诗歌创作必须与社会生活、与政治密切结合，要“补察时政，泄

导人情”，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主张“为君为臣为

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强调诗歌对现实的“美刺”作用，要“惟歌生民

病，愿得天子知”（《与唐生》）。$

    其次，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主张形式服务于内容，反对“嘲风月，弄花草”

的浮艳诗风，将诗的情感、语言、声韵、意义分别比喻为：“根情、苗言、华声、

实义。”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

苗言，华声，实义。”“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

”

    与之相适应，他力求语言的通俗质朴：“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与唐

生》），自言其《新乐府》诗是“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

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

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以上未注出入者，均见《与元

九书》）。《墨客挥犀》载，白乐天每作诗，命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曰解，

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可知他对通俗化的追求。$

    白居易的文学史观，同刘勰一样，是退化论：

 

    洎（音继）自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

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左元刚右）矣。

    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苏、李、骚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

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于时六义始缺矣。

    晋、宋以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

田园。于时六义〗（宝上浸下）微矣。

    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然则“余霞散成绮， 澄

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

 

    就是李白杜甫，也不能逃过白居易的批判：“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也，

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甫之作，“可传者千余首”，但能够合于白居易批

评理论的的如“三吏”一类的作品，“亦不过三四十首”，真真如同白居易自己所

说：“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白居易的这套理论，与后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理论已颇有近

似之处。一方面，作为一个特定时代，一个充满危机时代的反映，有他存在、产生

和发展的合理性、进步性；一方面，他把文学艺术作为政治的附庸，作为诗以载道

的工具，又有他的不合理性、非科学性。他忽视了艺术自身的审美规范，因而，也

就必然要扼杀艺术的生命。

    杜甫之所以获得空前的成功，在于他把时代与个人、内容与形式、以及对表现

对象与诗歌形式规律的探索溶为了一体。而杜之后的元结、顾况、张籍等

人的以反映民生疾苦为主旨的作品，却未能获得艺术上的成功。白居易的作品，也

不是那些纯政治诗最好。最优秀的诗作，不是《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讽谕诗

者，“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比兴”之作也，是其前期“兼济天下”的体现，是其

理论的具体实践），也不是他后期“独善其身”、“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闲适

诗，倒是诗人本人从理论上不太重视的感伤诗和杂律诗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从而成

为诗人的代表作。诗人自称其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

叹咏者”；杂律诗是“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吟一笑，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

【作者: 木斋】【访问统计:】【2005年09月27日 星期二 14:00】【注册】【打印】